2023071504理论时评（26篇） - 副本

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实施了“千万工程”。这项工程从浙江全省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并将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20年来，浙江省一以贯之全面实施“千万工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深刻重塑，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乡村治理效能有效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持续改善，“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开拓性、引领性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千万工程”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进。经过整整20年的升级迭代，“千万工程”已经从最初兴于一省的人居环境整治工程，蝶变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系统工程。

“千万工程”的启动实施表明，必须将满足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到21世纪初，浙江省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生活逐渐宽裕，但农村地区在村庄布局、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习近平同志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顺应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变化规律，从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的高度出发，作出实施“千万工程”的重大决策，在实践中推动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人民至上”这一根本价值取向。

“千万工程”的目标定位表明，必须将乡村现代化作为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实施“千万工程”，其目标就是坚持走乡村现代化道路，努力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

“千万工程”的实践过程揭示，必须以整体的和自洽的政策体系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是一种全方位、全领域、全系统的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必须能够协同进化、自成一体。从浙江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实践过程看，“千万工程”注重保障和强化乡村的农业生产功能，坚守粮食生产生命线。在此基础上，“千万工程”围绕乡村再价值化这一核心议题，对乡村振兴的四大基本问题——“人往哪里去”“地往哪里转”“钱从哪里生”“业从哪里寻”进行一揽子的制度安排，形成一个整体推进的、内部自洽的政策体系。在整体推进的政策体系的持续作用下，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均一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逐步成为现实，乡村以一种不同于城市的发展模式、生活节奏、自然风貌和人文环境，构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留住原有的乡村常住人口并吸引大量来自城镇的新的乡村居民，城乡之间“有差别但无差距”的理想景象正在显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关键在党。“千万工程”在浙江乃至全国的成功实施，根本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擘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从启动之初“千万工程”就被确定为“书记工程”，明确由“五级书记”共抓共管，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职能部门实施、多方共同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和落实机制。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不动摇，不断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切实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6月27日组织防汛抗旱专题视频会商调度，研判当前汛情旱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抗旱工作。会商指出，我国南北方均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强降雨趋多趋频，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灾情变化，做好防汛抗旱救灾救助工作。

据气象部门预测，自6月27日起，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盆地、江汉、华北、黄淮南部、江淮、贵州以及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战役。

防汛是项系统工程，统一指挥是打好防汛战役的基础。防汛涉及“测、报、防、抗、救”等诸多环节，涉及应急管理、气象、水利、水文、城管、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诸多部门，涉及上下游各省市、干支流各地区。打造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防汛应急指挥体系，坚持统一指挥、协同联动，才能保证防汛应急工作的实际成效。坚持科学决策，及时组织职能部门集体会商，共同分析研判雨情、水情、灾情发展趋势，做好综合判断，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启动响应、第一时间采取行动。面对极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全域性灾害，强化水库群、水闸、分洪河道、蓄滞洪区等水工程的联合调度，形成防汛合力。

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压实责任是打好防汛战役的保障。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地方党政负责人要在灾害应对关键阶段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各级防汛责任人特别是包乡包村干部要提前下沉一线。要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和中小水库、城乡内涝等三个薄弱环节，重点关注山洪易发区、沟口谷地、植被稀疏地带、高陡边坡等风险区，密切监测中小河流洪水，加强中小水库包括山塘淤地坝、尾矿库的雨中巡查，强化城乡排水防涝等。确保责任不留空白，防汛不留死角，才能共同筑就防汛抗洪的坚实堤坝。

防汛抗洪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减少财产损失，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始终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坚决防止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经验主义、惯性思维，切实把可能发生的灾害险情考虑得更严峻一些，把化解风险的应对举措准备得更充分一些，抓好抓实防汛救灾各项措施。关键时刻显担当，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群众巡堤抢险、转移安置、恢复秩序，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防汛救灾的强大政治优势，千方百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

当前，全国多地正处在防汛关键期。在这场不容有失的战役中，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这一全新战略要求明确了新形势下文化工作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蕴含着深刻的大历史观、大文明观和大发展观。

以深邃的大历史观铸牢中国道路的文明根基。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原生态文明体，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发展脉络，这是中国道路的坚实根基和深厚底蕴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明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并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论断从文明的高度强调中华文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性意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如果不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和核心价值，则无以从深层次解释现代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本质特征。这就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主体意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和永恒价值，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中华文明肌体，植根中华文化沃土，以整体性、融贯性、系统性的思维把握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内在连续性，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赋予传统精神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以深刻的大发展观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赓续传统，是为了创造未来，文化传承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中国历史上经历多次外来文明的输入，但始终在保持内核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文化要素，推动自身的文明更新，中华文明正是在薪火相传中革故鼎新，获得了强韧的生命力。

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两个结合”是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思想资源，用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对中华传统精神价值进行拓展、重构和超越，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二者结合的结果是“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两个结合”标志着党的理论创新的新境界，也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承续中华文明道统的历史使命。中国当代的文明创造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古老文明传统赋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断开辟新的文化空间，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培育创造新时代的文化形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正是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以宏阔的大文明观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以文化定义自身，有着强烈的文明诉求。在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开放包容、协和万邦的开放胸怀与周边民族之间长期交往交流，形成了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关系格局。这种历史传统也决定了今天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立场，即秉承亲诚惠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尊重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坚信每个国家都有权力依托自身文明传统选择自己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不仅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立志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更是一种新的文明观，倡导天下一家、自利利他的包容式发展，与以西方中心主义作为底色、强调霸权竞争、零和博弈的价值取向形成鲜明对比。在2023年3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议中，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并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庄严承诺。中国在为推动世界经济、政治的良性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在努力为世界提供公共品，“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理念的提出和践行，为新的全球治理格局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家庭之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效用。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

家风建设，是为“家之本在身”。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是一个家庭所形成、体现的风尚风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风与个人成长乃至家庭兴衰紧密相连。好的家风，蕴含着满满的正能量，促使个人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促进家道兴盛。家风既作用于个人和家庭，又能持续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当千万家庭的家风汇聚融合在一起，就能“积小流以成江海”，使其内含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蔚然成风。“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稷安”，说的即是此理。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着重家风的深厚文化传统。在中国古代，凡是注重修身齐家、训导子孙者，无不追求涵养优良的家风，并习惯于将其精神融贯于成文家训，以期达到“一时之语，可以守之百世”的良好效果。如，周公旦作《诫伯禽书》，告诫儿子伯禽要恪守六种谦德，“毋以鲁国骄士”；包拯治家如执法，特立家训碑，严令后世子孙禁犯赃滥，否则就得承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的惩罚；司马光作《训俭示康》，教导儿子要以俭素为美，牢记“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这些家训家规，重心皆在于为子孙后代立规矩、树精神。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为新时代我们涵养和弘扬优良家风提供了支撑。对于家风建设，老一辈革命家同样高度重视，推动了红色家风的形成与发展。革命前辈们塑造的红色家风，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坚持和延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当今时代日新月异，城乡家庭的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新变化。新时代的家风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有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的基本内容，也要传承尊老爱幼、母慈子孝等传统家庭美德。概言之，新时代的好家风，应是融贯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客观需求于一体的家风，应贯穿和体现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时代的家风建设要系统推进。近年来，各地广泛开展家风示范基地阵地建设、优良家风代表家庭评选等家风建设活动，已在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热烈的学习氛围。我们要继续加大宣传推广，以讲故事、树典型等多元方式让新时代的家风厚植民心，让人民知其含义、知其所然。

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文化自信为乡村振兴提供持久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应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乡土文化的民本思想融通，深挖乡村文化遗产的价值，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厚植乡村文化自信，要认同乡村文化的重要价值，利用新媒体手段展示乡村文化资源。乡村文化认同是农民对乡土文化的确认与接受，是对乡村生活方式、文化行为、思维模式的认可与遵守。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乡村文化是传统农耕文明的表现，蕴藏着深刻的历史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乡村文化形态既包括家族宗祠、农业遗迹等物质的部分，也包括民间曲艺、手工技艺等非物质部分。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民写村志、办乡村春晚、“村BA”等，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和数字技术采集、记录、储存乡村文化资源，建设具有特色的数字化乡村文化馆、乡愁馆，挖掘优秀的乡村文化资源，认识乡村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认同乡村文化，是维系深层情感的集体记忆。

厚植乡村文化自信，要鼓励农民与时俱进创新文化表达，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作用。自信的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的表达，跨越时空界限，拓宽文化创新空间，展示乡村文化的巨大魅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激活其生命力，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等都活起来。如今，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新农人”通过新媒体平台展示乡村的文化习俗等，创新文化表达方式。“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与运用，很多农民成为乡村文化的主动表达者与传播者，乡村文化空间呈现出开放性、互动性、可见性强的特点。农民作为表达主体，讲好乡村故事，提高乡村文化感召力，重拾乡村文化自信，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能。新媒体时代的数字媒介赋能，为拓展乡村文化传播渠道和增强乡村文化自信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厚植乡村文化自信，唤醒农民主体性是关键，培养农民数字素养是大势所趋。农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是乡村文化自信构建中有内驱力和感召力的核心力量。借助新媒介平台，农民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创建歌舞队、书画社等文化自治组织，自导自演乡村春晚，通过云直播、云旅游、云演艺等形式展示乡村文化的魅力。乡村文化振兴，高数字素养的农民是人才驱动力。《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提出到2023年底，数字乡村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持续提升。为提高农民对数字化“新农具”的使用能力，以及对乡村文化价值的重视程度，政府、企业、公益组织等应参与农民数字技能提升工作，以乡愁乡情为纽带，培养一批熟悉和热爱乡村文化的乡村“文化带头人”，挖掘乡村文化活力，坚定乡村文化自信。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乡村文化自信与乡村文化振兴是相互促进与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媒介助力。从田间地头的短视频，到数字化活态传承，打造多渠道的传播矩阵，激活农民的文化主体表达，增强农民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教育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奋斗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始终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更多免费范文请搜索携笔同道网站。

十年来，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不断深化，国际影响力加大。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角色正由被动的接受者和参与者向建设者和引领者转变，逐步从全球治理的观察者、学习者发展为主动的倡导者和积极的建构者，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日渐活跃，影响力逐渐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已经形成了多层次互动、多主体合作和多样化参与的特征。融入国际组织教育项目及活动、参与全球教育重要议程设置、积极履行全球教育治理承诺、参加制定国际教育规则与标准、开展国际教育评估和调查活动、培养和输送全球教育治理人才……我国在以多种方式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积累起丰富经验。

当前，全球教育治理和发展面临新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最新发布的报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中强调，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和共同利益，呼吁各国要加强研究创新、全球团结与国际合作。我国教育快速发展的理论、经验、模式等，为解决全球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我国正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拓展项目合作、达成规则共识，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贡献中国力量，充分体现我国在世界教育发展潮流中的大国责任与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正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我国高校已在近50个国家设立了100多个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境外办学机构与项目，实施的“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更是带动了一大批留学生来华学习。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教育、文化、语言以及数据的信息化发展程度上存在高度的差异性和发展不均衡，可以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双边学位学历互认协议，促进实力雄厚的国内高校“走出去”办学，通过政策倾斜，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学历互认、合作办学、学分互认以及学位互授，进而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下一步，我们仍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加强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拓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不断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教育开放也成为我国开放战略和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关于教育、科技、人员交流等人文内容被纳入双边领导人或高层正式互访的议程中。例如，2018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会晤中，提出要以人文合作为抓手，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与此同时，我国通过积极加入区域贸易组织，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作出了更高质量开放的承诺。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落地生效，这在我国的开放领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将会深刻影响成员国在科技、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拓展高水平国际合作空间，为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养老，是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养老服务的重点和短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亟须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加快实现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有效衔接。

权责明晰是实现有效衔接的前提。农村养老服务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有效运转涉及多个主体，涉及空间场域内主体间如何分工、配合和衔接。因此，首要的是确保各主体的角色定位清晰。可通过出台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责任的法律法规或行动方案，厘清县乡村各级主体在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相关职责。主体定位明确、职责清晰，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有效衔接方向才稳、推动力才强。明确了职责，还需要形成有效的机制。我国农村的特殊性在于异质性，各地区要基于本地农村养老实践制定养老服务权责清单，进一步明确各种养老服务模式的服务标准、服务对象和责任主体，同时明确相应的激励与约束举措。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让制度落地生根，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部门协同是实现有效衔接的核心要件。农村养老服务的推进，涉及县乡村三个层级以及多个职能部门，如何让各部门有效协同，是主体责任制度落实的必然要求，更是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能否真正有效运转起来的关键所在。当前，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不仅涉及养老部门，也涉及民政、卫生、文化等多个部门，且养老服务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相互独立，存在资源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因此，有必要在已有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的基础上，推动部门资源信息共享，依托大数据技术，推动实现县乡村各级各部门养老服务数据资源信息跨部门共享、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合作壁垒，汇聚行动合力。

政策激励是实现有效衔接的运转动力。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离不开市场、社会力量的参与。让农村养老服务可持续运转，须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引导更多主体进入这一领域。一方面，可通过税收减免、资金支持及融资政策优惠降低成本，吸引社会组织、市场力量参与农村养老服务建设；另一方面，可通过民办公助、公办民营和购买服务等方式降低养老服务成本与风险，吸引市场力量参与。

数字赋能是实现有效衔接的关键机制。农村养老服务需求有着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这意味着“一刀切”、无差别的服务供给难以满足需求，而精准成为新的关键词。此外，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资源不均、供给不平衡也使其有效衔接面临挑战。对此，须借力数字技术进行有效破解。在供求衔接方面，可通过搭建数字化养老服务系统，设置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服务支撑、服务监管等模块，使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通过平台搭建技术场景进行交流互动，推动供求双方精准匹配。在治理衔接方面，可通过构建科学系统平台将县乡村老年群体纳入智能养老体系，充分提高养老服务资源共享性，县乡村三级治理主体利用数字化平台，共享政府、社会、家庭等多方面养老资源，推动治理资源衔接。依托数字技术，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镇、村延伸覆盖，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根基，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启迪新知、贡献智慧，促进了世界文明发展。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我们需要兼顾和平衡好本来、外来与未来，凝心聚力，努力开创中华文明发展新局面、书写现代文明新篇章，立体呈现、生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故事。

深化规律认识，增强文化建设理论引领力。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史，中华文化从来都是在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实现传承与发展，于实践中总结经验，于经验中提炼规律，于规律中孕育新机。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理解透、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总结党在推进文化建设中的历史经验。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规律，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将新时代文化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结合，推动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紧跟党的领导、紧贴人民所需、紧追时代步伐。要准确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运用新传播技术、手段、形态，助力文化建设提质增效扩容，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注入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

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民族凝聚力。文化自信关乎文化繁荣、关乎民族自强、关乎国家兴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要求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从中生发、汲取国家和民族所需的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培育和增强人们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立足数字中国、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大背景，加快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在动态发展的舆论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中维护好中华文化的独立性与多样性，努力做到保持本色、擦亮底色、凸显特色，倡导和增强广泛的文化自觉，以文化认同为抓手汇集起更为强劲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